盛松成：疫情冲击下，实现全年GDP增速目标更要加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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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松成：疫情影响下实现全年GDP增速目标更需努力

澎湃新闻澎湃新闻官方账号2022.04.0814:20

我国今年设定的GDP增长目标大约为5.5%。面对需求缩减、供应冲击以及预期减弱等多重挑战，我国过去两年的GDP平均增速仅为5.1%。尽管如此，去年我国的GDP增速同比达到了8.1%。基于此，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这一5.5%左右的增长目标是在较高基数上的中高速增长，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疫情形势近期变得异常严峻，自2020年初新冠病毒在武汉爆发以来，这无疑是最为严重的一次。它如同突如其来的“倒春寒”，对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爬坡过坎”阶段造成了巨大考验。要实现全年的GDP增速目标，我们还需付出更多的努力。

疫情对正逐步复苏的经济造成了新的打击，其影响预计将持续至上半年，因为需求恢复及预期好转均需时日。加之疫情在我国主要城市迅速蔓延，其外溢效应将更为显著。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经济中的薄弱部分，稳定就业、保障民生、促进消费。同时，应继续在需求端适度放宽房地产调控政策。并将基础设施投资视为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手段。财政政策需要更加主动和有成效。当前，货币政策的实施应更加侧重于数量型手段的运用。

一、疫情使企稳中的经济受到新的冲击

今年头两个月，我国经济呈现出持续且稳定的复苏态势，生产与需求均呈现较快的增长速度，就业与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关键经济数据均超出预期水平。在2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较上月上升了0.1个百分点，达到了50.2；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也攀升至51.6，服务业和建筑业的景气度均有所回升。此外，消费状况也呈现出明显改善的迹象。今年头两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了6.7%的同比增长，这一增速较2021年12月提高了5.0个百分点，并且比2021年全年的平均增速高出2.8个百分点。在投资领域，今年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2.2%，这一增速比2021年全年的平均增速提升了8.3个百分点。在投资领域，房地产的增长速度已从负数转为正数，而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投资增速也相对较高。今年我国的前两个月贸易顺差达到了1159.6亿美元，这一数字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9.5%。

经济稳定向好的趋势受到了疫情反复的冲击。进入3月，我国再次遭遇疫情大规模爆发。截至4月6日，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24123例，无症状感染者人数亦不容忽视，两者相加已超过去年2月的疫情感染总数。随着病毒传播能力的提升，防控工作面临更大的挑战。此外，当前疫情波及范围广泛，我国已有29个省市自治区出现本土感染病例，其中经济较为繁荣的广东省、福建省以及长三角区域更是疫情的高发区。为抗击疫情，各地纷纷实施全员核酸检测、区域封锁以及限制人员流动等策略，这些措施将对经济活动带来不小的压力。

三月，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降至49.5，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则降至48.4，两者均未达到荣枯线标准，且分别比上月下降了0.7和3.2个百分点。疫情对非制造业景气度的影响尤为显著，其下降幅度更为明显。与此同时，疫情对制造业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制造业PMI细分指数揭示了疫情带来的影响，表现为员工到位率下降，交货时间延长，物流配送受阻，对制造业供应链的稳定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具体来看，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降至46.5，较上月下降了1.7个百分点，创下了自2020年3月以来的新低。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和财新中国发布的制造业PMI数据均出现了显著下滑，分别降至48.1。生产指数以及新订单指数均触及自2020年3月以来的最低点。外部需求呈现下滑趋势，运输状况也有所恶化，出口新订单指数更是跌至22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制造业在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收缩态势。

二、 疫情可能影响整个上半年经济运行

3月份，疫情在本次中迅速蔓延，而3月恰好是一季度经济活动中的关键月份，故此疫情对一季度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将较为显著。具体来看，3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以及贸易顺差，分别占据了第一季度总量的32.8%、56.9%和27.2%，这一比例是基于2016年至2021年的平均值计算得出。1-2月份的节日消费对整体贡献显著，故3月份的消费比例有所下降，不足三分之一的水平。与此同时，3月份的投资活动在一季度中的比重却超过了半数。然而，由于封控措施的实施，项目施工将受到显著影响，这无疑会对第一季度的投资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尽管3月份的贸易顺差比例相对较低，但出口总额以及发电量等关键数据表明，其占比依然超过了三分之一石龙镇律师，因此，3月份疫情对我国的外贸行业和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影响也将尤为显著。若以支出法GDP中的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及净出口的比重为依据来计算，3月份在一季度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达到了43%。同时，一季度经济总量的增加量大约占到了全年总量的22.3%（以2021年数据为例）。据此初步推算，3月份的经济增长量大约占到了全年增长量的9%。

根据当前的防疫状况分析，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并非局限于3月份。以上海为例，封控措施已持续至4月份。在全面排查及动态管理阶段，经济活动依然受到疫情防控的多重制约。即便4月底经济开始逐步回暖，疫情带来的间接影响仍会在一定程度上拖慢5、6月份的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那些流失的消费，尤其是服务领域的消费，难以得到有效补偿。众多小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正遭遇生存挑战。失业率预计将攀升，消费潜力也将随之减少。疫情的反复无常同样对生产和经营预期造成了影响。疫后经济的复苏或许需要较长时间。据数据显示，尽管4月是二季度中经济贡献最小的月份，其占比约在30%，然而，4月份的经济增加值与3月持平，且几乎达到了全年9%的水平。整个第二季度的经济增加值大约占到了全年GDP的24.4%。

需洞察疫情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上海与深圳，作为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的核心城市，扮演着我国经济循环的关键节点角色，其经济影响力遍及全国各地。2021年，我国长三角区域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以及上海四省市，其经济规模达到全国总量的24.1%，几乎占到四分之一，其中上海市的GDP贡献了全国总量的3.8%。与此同时，广东省的GDP占比为全国的10.9%，其中深圳市的份额大约为2.7%（数据来自2020年）。而且，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不畅对订单的影响并非仅限于当下，其影响还将持续至未来。若疫情冲击效应持续加剧，全球供应链的调整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我国在竞争中的优势。

与武汉疫情同期相比，当前疫情波及范围更广，同时市场主体预期转弱，其对经济的冲击不容忽视，甚至有可能超越2020年的影响。然而，也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我们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得政策应对更为成熟。鉴于此，我们应迅速控制疫情蔓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全力确保实现全年的经济发展目标和任务。

三、 房地产需求端调控可适度继续放松

今年初的头两个月，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房地产开发投资实现了同比的正增长，增长率为3.7%，显示出显著的向好趋势。根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将致力于稳定土地价格、房价以及市场预期，通过因地制宜的策略来推动房地产业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鉴于此，我国在房地产调控方面的总体方向将保持不变，不会重蹈覆辙，也不会再依赖房地产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我认为，我国当前对房地产的调控重点包含三个主要方面：首先，是防范风险，这包括避免房地产企业间的风险相互传播，以及房地产领域向金融领域的风险蔓延；其次，是为了满足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再者，是确保房地产市场能够保持稳定，避免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鉴于目前房地产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相近，若房地产投资出现大幅下滑，其弥补难度将显著增加。房地产业的运作对建筑业及其他众多产业产生直接影响，而确保房地产业的稳定与持续发展，对于维护就业市场的稳定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房地产市场中合理的资金需求正逐步得到满足，尽管如此，该行业仍处于调整阶段。此次疫情对房地产市场的重大影响在于，它可能阻碍市场复苏的步伐。在1至2月份，尽管房地产市场仍承受着不小的压力，但已开始显现出稳定的迹象。

疫情对行业的复苏产生了阻碍，同时，它也给房地产行业带来了多方面的风险。首先，它减缓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速。由于疫情的影响，建筑安装费用有所减少，这直接影响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据初步估计，仅建筑安装费用的减少就可能使得3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3.66%。3月份通常是一年中房地产开发投资最为关键的月份，在2016年至2021年期间（不包含2020年），3月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在一季度中所占的平均比例达到了49.09%。据此推算，今年第一季度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或许会比往年同期降低大约1.80%。疫情的影响不仅会通过销售环节对未来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造成冲击，而且还会对房地产销售市场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3月份，30个主要城市的商品房平均每日成交面积仅有30万平方米，这一数据明显低于往年同期（近五年的平均值为49.4万平方米），特别是，一线城市的成交面积仅为7.38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4.34%。此外，行业预期正进一步恶化。目前，现金流不畅已成为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同时也是行业预期恶化的关键因素。当前，销售回款已成为房地产企业现金流的核心渠道，这导致一些房企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自去年下半年起，房地产领域的债务违约现象持续发生，行业领先民营企业的风险依然严峻。在第二季度，众多房企的美元债券到期，又增添了一个新的风险节点。

如何减轻房地产企业在疫情冲击中急剧上升的现金流负担？通过增加房企的开发贷款来增加供给，对房地产行业看似有直接益处，然而这样的做法可能会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且在市场化环境中难以得到有效执行。从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的视角来看，有必要构建起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的隔离机制。保持供给端的紧平衡同样能够有效遏制房地产企业重蹈依赖高杠杆、高周转的老路。“三道红线”及贷款集中度管理已被证明是有效的手段，需持续执行。鉴于此，适度从需求端进行边际调整是一种可行的策略。各地需在因城施策与全国统一政策之间寻求平衡，确保不加剧行业风险，同时，在减轻疫情冲击的影响下，稳固已有的调控成效。

当前，各地政策持续作出调整，总体上呈现适度放宽的趋势，同时彰显了因地制宜的治理理念。然而，对于热点城市的政策放宽，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必须避免重蹈2020年疫情结束后市场快速升温的覆辙。自去年9月政策调整启动以来，房地产开发企业拿地以及居民购房活动均逐渐向热点区域集中，这或许会加剧该区域的潜在风险。三四线城市的发展应着重于供给层面，鉴于人口流动的方向难以彻底改变，单纯关注需求端可能会带来长期的不稳定因素。

四、 基建投资仍然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

相较于制造业和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受疫情冲击较小，仅部分区域的施工进度出现延迟，并未遭遇订单减少、资金流动受阻等问题。此外，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基建投资具有更高的可控性，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促进经济稳定，并优化市场预期。因此，在今年的经济增长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依然扮演着关键角色，而且面对疫情的冲击，其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需积极推动有效投资的扩大。这一举措紧扣国家重大战略布局与“十四五”规划，旨在进行适度的前瞻性投资。其中，“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投资”被视为国家的一项关键战略。以我国高铁网络的构建为例，无论是其规模还是建设速度，都受到了全球的关注，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众多研究已经阐明了中国高铁网络带来的经济效益，这些效益涵盖了高铁的开通如何促进城市间的经济合作、提升工业企业的劳动效率、优化企业的出口构成以及推动服务行业的兴盛等方面。这些效应不仅超越了人们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传统认识，而且显著提升了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

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基础设施建设在稳定经济增长方面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基础设施建设固然需要注重其经济效益，然而，其经济效益的考量不应局限于直接收益，还应包括其引发的间接收益；不应仅限于短期内的收益，还应关注其长期的收益；不应仅限于局部地区的收益，还应考虑其对整体效益的贡献。据相关数据计算，2021年基础设施投资在固定资本形成中所占当年GDP（按不变价格计算）的比重至少达到了8.39%。若未将乘数效应纳入考量（即基建投资对就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的促进作用），那么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基建投资增速，至少能促使GDP增速上升0.08个百分点。

我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资金充足，财政部自去年12月起便已提前分配了今年1.46万亿元的专项债额度。今年的专项债总额达到3.65万亿元，与去年保持一致。此外，地方债的发行节奏也显著提速。在1至3月间，地方政府债券的总发行量达到了18246亿元，是去年同期发行量的两倍以上，其中新增专项债高达12981亿元，占全年总额的35.6%。去年在1至7月间，地方政府每月平均仅发行了全年专项债额度的5.3%。在地方债发行的具体安排中，上海明确表态，力争在上半年内完成所有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任务。另外，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增至6400亿元（较去年增加300亿元），旨在扩大有效的投资规模。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拥有众多项目在储备中。目前，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仅为发达国家水平的20%-30%，城乡以及区域间的差距依然显著，农村地区人均公共设施投入仅相当于城镇的五分之一左右。在今年1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政府明确提出要加速推进《十四五规划纲要》中确定的102项重大项目的实施。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需着力推进关键水利工程、全面立体的交通网络、关键能源基地及配套设施的建设，同时加速城市燃气管道等基础设施的更新与改造，提升防洪排涝系统的完善度，并持续推动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工作。由此可见，今年我国将迎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高峰，堪称“基建大年”。

五、 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减税降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应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并着重于其精准性和持久性。总体上，今年的财政政策布局更加强调其主动性和进取精神。尽管今年的赤字率较去年有所降低，预计控制在2.8%左右，这有助于提升财政的可持续性，然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未有所减少。中央对地方实施转移支付的金额增至约1.5万亿元，整体规模逼近9.8万亿元，这一增长比例达到18%，创下了近年来的最高增幅。鉴于疫情带来的严重影响，财政政策在帮助企业缓解困境、保障民生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加快相关政策的实施步伐。

减税降费举措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上亿市场主体背后，支撑着数亿人的就业与创业。保护这些市场主体，即是保障就业和民生的关键。企业若能持续运营，就业便有了坚实保障，进而推动收入增长和消费扩大，形成正向循环。这一措施符合我国国情，且实践证明效果显著。自2013年起，我国新增的涉税市场主体在去年纳税总额已高达4.76万亿元。

减税降费的总额由去年的一万一千亿元增至今年的两万五千亿元，增长了超过一倍。由此可见，我国在稳定市场主体、保障就业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力度显著，这有利于提升市场信心，激发企业活力。

2021年，我国财政收入成功跨越了20万亿元大关，增幅达到了10.7%。在这一背景下，部分国有金融机构及专业机构依照法律规定，上交了近年来积累的利润，并调入了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这些举措显著增强了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资金实力。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这2.5万亿元的资金中，大约有1.5万亿元用于留抵退税。这些退税资金直接发放给企业，有效缓解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现金流改善有助于企业克服当前困难，焕发生机，增加投资。

六、 货币政策目前宜更注重数量型工具、积极配合财政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需保持灵活性并适度调整，以确保流动性充足且合理，同时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在总量和结构上实现双重效应，为我国实体经济提供坚实的支撑。截至2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同比上升9.2%，而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同比上升4.7%。值得注意的是，M1的增长速度较上月末提升了6.6个百分点，M2与M1的增长速度差距显著缩小，这一现象反映出企业的流动性得到了显著增强。观察信贷数据，截至2月底，我国人民币贷款总额达到了197.8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1.4%；而在2月份，人民币贷款的增量达到了1.23万亿元，相较于去年同期，增量减少了1258亿元；然而东莞石龙律师，在1月至2月的累计数据中，人民币贷款的同比增量却增加了2621亿元。

观察外部环境，3月16日，美联储作出决定，提升利率25个基点，这一举措与市场广泛预测相符。当前，美国经济呈现火热态势，物价水平居高不下，数据显示，2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升7.9%，这一涨幅刷新了近40年来的最高纪录。美联储对于货币政策的调整是否能够真正控制住通胀情况，目前尚需进一步观察。此次美国面临的高通胀问题，其根源主要在于供给方面的问题，而供应链的疏通并非货币政策紧缩所能轻易实现。事实上，加息行为很可能会提升投资成本，进而对供给产生抑制作用。尽管如此，鉴于高通胀的持续压力，美联储不得不采取行动，而加息似乎成为了他们无奈的选择。

美国加息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短期影响相对较小，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加息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伴随美联储持续加息和缩减资产负债表行动的展开，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的分歧将进一步扩大，进而导致中美利差持续收窄。当前，中美两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差异已减少到0.2个百分点，相较于疫情爆发时的2.5个百分点峰值，差距显著减小。未来，这一差距甚至可能发生逆转。这一变化将对跨境资本流动及人民币汇率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对我国货币政策的边际宽松空间造成一定程度的压缩。鉴于此，我国在现阶段应更加重视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以减轻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从资金规模的角度分析，金融机构的超额准备金比率以及商业银行的贷款与存款比例，构成了评估金融体系流动性状况的两个关键指标。在我国，截至去年年末，超额准备金比率达到了2%，较前年同期下降了0.2个百分点。未来，我们还需关注今年第一季度超额准备金比率的变化。同时，商业银行的贷款与存款比例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以今年2月份的最新数据为例，该比例为82.9%。从资金成本的角度分析，2月份，同业拆借与质押式回购的加权平均利率均达到了2.06%，这一数值较上月分别上升了0.05个百分点和0.02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反映出，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流动性状况并不充裕。

财政发行债券，其主要的购买者多为金融机构，因此确保金融机构流动性适度且充足至关重要。同时，较低的市场利率对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样有益。这些措施均构成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的有效方式。

当前我国物价并非宏观政策宽松的主要限制条件。在今年的2月份，我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率仅为0.9%，与上个月保持一致，而核心CPI同比增长率则为1.1%，较上个月下降了0.1个百分点。目前，CPI的走势并未与原材料价格同步。在2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与CPI之间的差距有所减小，但仍然达到了7.9个百分点。以往的需求驱动型通胀现象已不再，当前的物价上涨主要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成本上升的压力显著增强。上游价格的顺利传递至中下游，成为了影响当前通胀走势的关键所在。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以及消费的逐步恢复，PPI或许会向下传导，预计今年下半年CPI有可能出现回升。然而，目前我国CPI的上升幅度仍然有限，物价总体保持在可控范围内，长期通胀的基础尚未形成。今年设定的通胀目标大约在3%，这为执行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操作余地。

总体来看，疫情对于实现全年的GDP增长目标所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然而，在政策应对方面，我们已经展现出更加成熟和主动的态度。通过不懈努力，我们有理由期待全年GDP增长目标的达成。

盛松成教授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该文原名为《盛松成：在疫情影响下，达成全年GDP增长目标需付出更多努力》，现已获得作者授权进行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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